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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猫警长，儿时最爱看的动画片！
小时候翻来覆去看的动画片《黑猫警长》，只有5集？
居然真的只有5集！
成为无数人童年回忆的《黑猫警长》，是一部没有完结的动画。第五集的结尾，黑猫警长举着枪，打出了“请看下集”几个字，但下集就再也没有出现。
昨晚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传来消息，著名美术片艺术家、动画片《黑猫警长》导演、编剧戴铁郎先生，因病于2019年9月4日19点25分去世，享年89岁。
“黑猫爷爷去世，《黑猫警长》是再也等不来下集了。
戴铁郎，1930年生，广东惠阳人，生于新加坡，1940年回国。
1953年，戴铁郎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，后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美术片组、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动画设计、美术设计。参与了《骄傲的将军》《小蝌蚪找妈妈》《牧笛》《草原英雄小姐妹》等动画的制作。
他曾说，美影厂于他，是一个“有不好的回忆，却也是我成长的地方。没有他们我也不会成长成现在这样。碰到困难我不再没有勇气。”
《牧笛》
《草原英雄小姐妹》
《小蝌蚪找妈妈》（1960年）中国第一部水墨动画片，让齐白石的画动了起来。短片寓教于乐，讲述了一群小蝌蚪在水塘里找妈妈的故事。
1979年，戴铁郎任导演兼美术设计，他导演的影片有《母鸡搬家》《我的朋友小海豚》《九色鹿》《黑猫警长》《森林小鸟和我》等，其中《我的朋友小海豚》于1982年获意大利国际儿童和青年电影节总统银质奖。
《九色鹿》（1981年）
《黑猫警长》是中国最早的动画系列片之一，在中国动画史上影响深远。
童年偶像，帅！
该片塑造了正义勇敢的黑猫警长、胆小狡猾的“一只耳”等个性鲜明的卡通形象，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，片中不少角色都是孩子们心目中的“动物明星”，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。
反派“一只耳”，这个角色当年差点被安排了一个“死翘翘”的结局
《黑猫警长》可以说是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，在许多人的记忆中，那短短的5集，仿佛贯穿了整个童年。
或许是因为《黑猫警长》教会了人们分辨善恶，也告诉了孩子们什么是团结、友情，甚至还有牺牲和告别。直到现在，人们依然记得黑猫警长抱着牺牲的白猫班长哭泣的片段，它告诉大家：原来代表正义的英雄也会离开。
《黑猫警长》不仅充实了孩子们的童年，也打开了人们对世界认知的大门。
多少小朋友为这一幕哭泣过
在历年来最受欢迎的国产卡通形象评选中，《黑猫警长》与《葫芦兄弟》并列第二。2010年，《黑猫警长》被翻拍成电影版，创下1500万元的票房收入。《黑猫警长》的导演戴铁郎，也因此获得了一个雅号“黑猫爷爷”。
可人们有所不知，《黑猫警长》的诞生，对于戴爷爷而言，充满了坎坷和心酸。
戴铁郎一生非常坎坷，进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后，他卷入“反右运动”和“文革”，坐了27年“冷板凳”。真正做导演的时光，只有短短10年。
到了晚年，身边亲人陆续离世，但戴铁郎觉得，自己从没有为境遇所困，因为创作就是生命的动力。“我很忙，每天都在创作，没有停下过。外面的世界是有限的，我的世界却是无限的。”他说。
动荡岁月，木刻版画曾是最爱
1930年，戴铁郎在新加坡出生，那时新加坡还是英国的殖民地。
他的父亲戴英浪，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后任马来亚共产党执行委员。二战期间，马共组织人民抗日军，进行抗日游击战。在戴铁郎的记忆里，那段时间，家里总是迎来好些客人，进了屋便和父亲开会。母亲在屋外养鸡，其实是为父亲“放哨”，年幼的戴铁郎便跟在母亲后头干活。
他与母亲情感深厚，他说：“我母亲是个了不起的女性”。解放后，父亲戴英浪的身份转为木刻画家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师从妻子。抗战期间，戴英浪辗转多地、几度被捕入狱，妻子跟随他，吃了很多苦。但她从无怨言，全心抚养一对儿女，一生为革命“做好后勤”。
“她总是一边做事，一边告诉我一些做人的道理，很浅显，一点也不教条。我很怀念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光。”在日后是非不辨的年代，是母亲的昔日教导，使他得以摆脱愤懑，平心静气。
在新加坡读书期间，戴铁郎和他的同学时不时组织义卖、捐款，散发写着“打倒侵略者”的宣传手册，一直延续到他回国。1940年，因为叛徒出卖，英政府将戴英浪驱逐出新加坡。10岁的戴铁郎便踏上轮船，随家人一起回到了中国。
1942年，戴英浪在上海开展地下党工作时，由于叛徒出卖，被捕入狱。14岁的戴铁郎，就成了当时家里的顶梁柱。那时戴铁郎在上海美专半工半读，白天开会、发宣传单、游行，晚上在灯下作木刻画。
解放战争时期，戴英浪又被派往台湾、香港等地。时局紧迫时，全家人风声鹤唳，父亲甚至不能出门。戴铁郎以孩子的身份，出面传递过许多情报。
1949年，全国解放，父亲戴英浪从香港回到广州。戴铁郎带着母亲和妹妹，在香港《华商报》领了一笔路费，也回到了大陆。“好日子要来了。”那时他这么想。而母亲吃了半生的苦，也终于能够安定下来。
戴铁郎说，自己人生头20年里，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静下心来好好读书。但是，即使在那些动荡的岁月里，他也从未放下过心爱的木刻版画事业。他曾为毛主席的著作《论联合政府》第一版设计了木刻版画的封面；在台湾时，他被安排到公路局工作，期间也刻了大量的木刻版画，其中“台湾村景”一图，解放后被《中国版画集》收录。
回国后，戴铁郎获得了重新学习的机会，得知北京电影学校(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)开设动画专业，他独自从广州坐火车去北京考试。
这年初冬，在广州上车时，他只穿了一件薄外套，没想到一路向北，越坐越冷。那些细节，60年后回忆起来，依然历历在目：“下了火车，我叫了辆黄包车去学校。过一座桥时，我感觉自己要冻僵了，于是叫停，从行李中拖出几件衣服裹在身上。对车夫说，你继续拉，我跟着你跑。”
就这样，他成了北京电影学校第一批美术系动画专业的学生。那批学生中，有阿达(动画短片《三个和尚》导演)、严定宪(《哪吒闹海》导演)、林文肖(《雪孩子》导演)和胡进庆(水墨剪纸动画片《鹅蚌相争》导演)等。
进了学校以后，戴铁郎才发现，同学们大多已在美专学过动画的基本课程，基础扎实。为了赶上进度，晚上9点熄灯后，他就悄悄爬起来，借着厕所的光，把第二天要学的内容“硬装进大脑”。休息天，同学们出去逛街，他却在寝室里继续学习。就这样强记恶补，考试倒也一一过关。
直到毕业，戴铁郎也没有想过会把动画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：“我一直想把这四年的学习当成一个过渡，之后去考中央美院研究生，继续画我的版画。”然而，毕业时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来招人，一眼挑中了他，戴铁郎于是放弃了继续学业的念头，赴上海美影厂报到，他“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把版画放弃了”。
而就在进厂后不久，“反右”运动开始了。父亲受“潘汉年案”牵连，家中待遇一落千丈。戴铁郎说：“最明显的变化，是那会儿女同学都避着我走。”也正在此时，他遇上了后来的爱人。
事实上，他们相识已久。16岁时，戴铁郎正在为《文萃》工作，有时去女青年会为她们画海报。在一间大屋子里，女青年们跳集体舞、做冰淇淋，活动结束，一地狼藉，往往留给戴铁郎打扫。
“我模模糊糊地觉得这生活腐化不‘革命’，所以从不参加。”他说。有一回，他在门外的台阶上捉蟋蟀，有个同龄的女孩跑了出来，要他让路，两人还吵了起来。
戴铁郎说起那次初见的场面：“你猜她那时哪个样？涂口红，穿高跟鞋，那就是‘地主家的女儿’嘛！我心里挺看不起她。而她看着我鞋上的补丁，像个小工，一脸瞧不起人的神色。”
然而，在“女同学都绕着走”的日子里，“地主的女儿”却来到了戴铁郎的身边：“别人看了我的档案，跟她说，这人的成分太复杂了，你还是想想清楚。她说，我想清楚了，他有才华，我就是要找他。”
拿起画笔，“世界就无穷大”
“父亲受牵连后，一切都改变了。一开始，不是不难受。”戴铁郎目睹身边“为革命贡献极大”的战友们的遭遇，他的心开始慢慢平静。不能做导演，那就埋头画画。在为著名的水墨画动画片《小蝌蚪找妈妈》画金鱼时，他反复修改、精益求精，一共改了6稿。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50岁的戴铁郎第一次当了导演。他的第一部作品是《我的朋友小海豚》，拿着本子去审批时，别人说：“这种本子你去废纸篓看看，我们扔掉很多。”
“我每一部作品厂里都反对，从《我的朋友小海豚》到《黑猫警长》。”戴铁郎说，《我的朋友小海豚》反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题，不符合当时“多做传统、民族的题材”主调。美影厂的日本顾问劝他说：“你第一次做导演，我去向厂里提议，给你个好点的本子。”
戴铁郎拒绝了他的好意：“我是搞创作的，我只做自己的东西。”本子没有通过，就没有导演室，他去厨房借一张小矮凳，再到饭厅搬一张长板凳当桌子，借厂内医务室的一角，趴在长板凳上开始画分镜头，长长的纸一直拖到地上。
终于，他画出的动画片《我的朋友小海豚》，在1982年意大利国际儿童和青年电影节上获得总统银质奖，成为当年送选电影中唯一获奖的作品。
在戴铁郎做导演的10年里，他的作品获过多项国际大奖，最得意的莫过于1984年出品的《黑猫警长》。
作品讲述的是一只机智勇敢的黑猫警长率领部下侦破案件，保卫森林安全的故事。首播以后，几乎受到全民追捧，街头巷尾到处在传唱《黑猫警长》的主题曲。一系列周边产品的热卖，也催生了玩具经济的到来。
《黑猫警长》播了5集，但在第5集结尾黑猫警长打出“请看下集”的字样后，观众们却再也没能等来第6集，因为“黑猫爷爷”退休了。
“那天我被叫去人事处，他们递给我一张退休证，说我年龄到了，该退了。那一瞬间我愣住了。醒过神来后，我一句话没说，拿了退休证转身就走。”
那年，他的退休工资是209.5元。为了补贴家用，他每天骑车去郊区，帮别人修改原画。
他人生的头50年里，正逢中国历史风云突变，他的命运也随之飘摇，不知明天会落到哪儿。到了暮年，他从街上捡回瘸腿的流浪狗回家养着，直到后来养得健步如飞，他突然悟出其中道理：“人应该向动物学习，到哪里都能生存。你不可能一直顺利，你没法知道明天会怎样。”
面对看《黑猫警长》长大的晚辈，他的语气充满怜爱：“你们还年轻，未来还很长，要过好每一天，抓住幸福。我呢，尽管已夕阳西下，但我也要过好每一天。”
在人生受冷遇的27年里，他回到家关上门后，笔耕不辍，他说自己“不争不抢，就当是时机未到”。创作却从未停止过，他要为自己可能成为导演的明天做好充分准备。
“我得到的是我的想象力，它与我同在，这是谁都拿不走的。”戴铁郎说，直到80多岁，他依然在创作。当他走过大街小巷，穿过小弄堂，沿着木梯爬到三楼，拿起画笔时，“世界就有无穷大。”
“黑猫爷爷”：要是再年轻一点就好了
从上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人，没有不知道《黑猫警长》的。这部动画片由戴铁郎执导、印希庸制片，塑造了中国动画史上“最酷的警长”。1984年播出5集后，好评如潮。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，“黑猫警长”的形象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，象征着正义、严肃、一丝不苟。
如今，看《黑猫警长》的孩子已经长大了，许多人试图解构“黑猫”的形象，分析它成功的秘诀。有人说：“《黑猫警长》是一部超越时代的作品。首先，它拥有最多的商业元素；其次，它采取了完全国际化的造型语言；人物设置上，针锋相对的警匪和多种多样的森林公民们三方，形成了张弛有度的人物关系。”
然而，这部“超越时代”的作品，曾经差点儿不能面世。
上世纪80年代初期，戴铁郎曾在偶然的机会下，看到了《黑猫警长》剧本的雏形：当时在报纸上连载的以黑猫警长为主角的科普小故事。他从中获得了灵感，开始创作《黑猫警长》的剧本。
戴铁郎设计了许多黑猫的形象，拿到幼儿园、少年宫四处征求意见。几经易稿，最终确定了一个头戴警帽的警长形象。
当时，《黑猫警长》剧组几乎是一个完全由年轻人组成的团队，制片印希庸只有28岁。大胆起用新人，引起了一些人的议论。有人向戴铁郎指出：“要做制片，小印资历还不够。”
戴铁郎说：“你们不用，为什么不让我用？年轻人不做事，怎么学习？”
后来戴铁郎曾对记者说：“我做新人的时候，受惯了冷遇。虽然我对这件事情并不怨恨，但我绝不会这样对新人。”
他善于启发年轻人的灵感，也虚心倾听他们的意见。比如，每一集开场和结束，黑猫警长会用枪打出片名和预告，这个创意就是印希庸提出的。
为了让剧组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想法，许多场景和人物，都是戴铁郎回家以后，自己一笔一画设计出来的。他订阅了许多国外科技刊物，“热追踪导弹”、“喷气式摩托车”等一些新式武器，就是从这些杂志里看来的。
结果，花了10个月做出来的两集动画片，却被叫停了，理由是：“里面打打杀杀，不符合传统美学，里面的科学道理也没有什么艺术性。”直到一年半以后，一位电影局领导看了，觉得不错，一些小朋友试看后，反响也很热烈。在“不做任何宣传”的情况下，《黑猫警长》上映了。
“《黑猫警长》给厂里带来很大效益。最初，黑猫的周边产品一出来，就被一抢而空。”印希庸说。但对戴铁郎来说，“黑猫警长”问世后，反而离他远了：“小商店里都在卖黑猫警长，但没人想到给我送一件。”他自己掏钱，买了一辆黑猫警长的摩托车，放在家里，视如珍宝。
好几年后，有个朋友带孩子来玩，孩子看到那辆摩托车，向戴铁郎提出借回去玩两天，“然后借走就不还了。”戴铁郎说，后来他还专门找朋友提起过这件事，朋友说，摩托车借给了亲戚家的小孩，然后被弄坏了。
“我说，弄坏了你也给我。他挺不好意思地说，人家把它扔了。我说了声‘哦’，心里难过得不得了。”残了半边机翼的直升飞机、别人丢弃的黑猫警长T恤衫，戴铁郎都把它们捡回家收好。他还用陶土捏了个黑猫警长，放在窗沿上，每天看看。
2010年，《黑猫警长》电影版被搬上了荧幕，许多80后带着孩子去电影院重温经典，创下1500万元的票房收入。即使昔日的“黑猫爷爷”垂垂老矣，可他创造的形象却依然威风凛凛地活在年轻人的心中。
当时有媒体叩开“黑猫爷爷”的门，80岁的他坐在窗边，凝视着自己捏的黑猫警长的模型，二十多年的风化，黑猫周身布满裂缝，还掉了一只猫耳。
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，说：“这是一个好时代，好到让我常常遗憾，要是再年轻一点就好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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